0 引言

南岛语族概念最早由19世纪末德国人W.施密特提出，大体指的是居住在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至南美智利的复活节岛、西至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等海岛上的、具有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土著民族文化体系。干栏建筑在我国大陆与南岛语族地区之间的传播与交流问题，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1，2]。以福建地区为例探究这方面的相关规律，有助于窥见其中一隅。本文将在阐述相关背景的基础上，概述福建干栏建筑的历史发展及其越洋交流途径，并重点剖析福建百越及其先民、疍民、汉人等在促进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干栏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历史事迹。

1 我国大陆与南岛语族地区的干栏建筑渊源争议

国际上不少学者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我国台湾并可追溯至我国东南大陆地区，持有这一观点的有Richard Shutler Jr 与 Jeffrey C.Marck，Robert Blust与Peter Bellwood，K. ，Barry Rolett，林惠祥，张光直，凌纯声等[3，4]。《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月20日的报道中提到：“距今大约6000年前，居住在大陆东南沿海的先民驾舟出海，逐浪而徙，第一站抵达台湾登岛而居，距今5000年左右扩散到菲律宾，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将文明的火种播向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形成了现今世界上最庞大分布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岛屿的南岛语族族群”。近年来，通过DNA检测技术比对南岛语族波利尼西亚人基因与我国台湾原住民基因，并结合学界普遍认同的我国台湾原住民祖先源于大陆东南的认识,正在加剧对前述观点的证实。

干栏建筑作为南岛语族地区代表性的古文化要素之一，其起源地是否为我国大陆，关于这一点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猜测。日本学者大林太良[5]、浅田滋男、鸟居龙藏、伊东忠太、藤岛亥治郎、若林弘子、中尾佐助，以及瑞士学者，均不约而同地提出正方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干栏建筑是东亚和东南亚干栏式建筑的起源地。然而，暂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当我们因专注于“起源论”视点而致力找到谁才是干栏文化源头的同时，是否也应留意到两地的干栏建筑文化在起源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相互交流关系，毕竟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也还相当薄弱。以福建为例的探讨，或将有助于增进对此的基础认识。

2 福建干栏建筑的历史发展及其越洋交流途径

福建干栏建筑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百越及其先民时期的巢居或干栏建筑发展。远古至秦汉，福建至少经历了原始土著、闽族、闽越族等族群的复杂发展与派生交融，总体可统称其为百越及其先民。这时期的干栏建筑证据如平潭壳丘头、晋江庵山等新石器或青铜器时代遗址中的干栏柱洞，闽越国故城遗址中也能发现干栏式的大型宫殿遗构[6]。刘建《大潭书》则提及最早闽越人居住的房屋就是一种干栏建筑[7]。第二阶段，疍民、山越、畲民等百越后裔迁移时期的干栏建筑传承。秦汉以后，汉族开启了对福建的开发历程。期间，未融入汉族的百越或其先民后裔，往往移居边远的山区或滨海、滨江地，或迁逃往海外，他们在夹缝生存中，很多继续保持着干栏建筑传统。比如《随书·地理志》中记载，唐代漳州的原住民有水上或海上的夷疍和山居的种族莫徭，而疍民建设水边干栏屋的做法在如今的漳州石码镇海边仍可见到。《永春县志》载“畲民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至今在闽中不少畲族村中仍依山就势分布着传统干栏民居。第三阶段，汉族主导福建时期对干栏建筑文化的再继承。众多证据表明，汉人据领福建以后，虽然中原建筑文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仍有不少汉人吸纳了干栏建筑做法。闽中现存的明清传统干栏建筑实物来看，很多已是汉人所建。比如泰宁老虎际村，至今仍存在大量依山而建的清代木构干栏建筑，乃是南宋赣州梁姓太守退隐至此而建(见图1)；至今存在于建宁高岭西窠村的干栏建筑大多为清代陈族汉人所建。

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之间，在历史上出现的一波又一波的跨海移民或经贸往来等活动，是两地发生干栏建筑文化联系的基本途径。远古至先秦时期的诸多考古发现，已然表明福建百越及其先民曾经到访过南岛语族地区。秦汉以后，中原汉人势力向福建拓展，百越后裔如疍民等只能谋求夹缝生存空间，不少则向海外迁移，前往我国台湾、菲律宾等南岛语族地区。《史记·东越列传》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汉武帝派兵击闽越,闽越“乃力战。 不胜,即亡入海”。唐宋以后，据领福建的汉人并未停止移民的步伐，得益于航海技术以及港口的发展，他们当中有不少也跨越海洋前往了南岛语族地区。在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的人类交往历史过程中，正是携带干栏建筑文化的移民，搭建起了两地之间的干栏建筑文化交流的桥梁，这其中既有百越及其先民、也有疍民等百越后裔，更有汉人群体。

3 福建百越及其先民的跨海活动与干栏建筑文化勾连

追溯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的干栏建筑文化联系，不得不首先提及百越族及其先民。一万年以前的冰河时期，福建与台湾由东山陆桥联系，也可通过陆地到达泰国湾、日本、婆罗洲等地。冰河期结束导致海平面上升后，福建百越族及其先民依靠原始的航海技术前往这些地方也是具备条件的。为了证明这一点，6名南岛语族后人在2010年进行了亲身试验，他们驾驶仿古独木舟，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出发，历经海上116 d漂泊航行1.6万海里最终抵达福建平潭。印度尼西亚学者昆特雅拉宁格拉特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东南就有族群经我国台湾、菲律宾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西里波斯岛北部和哈尔梅赫拉岛，还有一些后来又从那里迁移到了新几内亚。刘芝田认为“菲岛民族的渊源所自，其先世十之八、九是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是没有多大疑问的”[8]。

福建百越族的先民中，存在一种可能是尼格利陀人种的神秘小黑人，关于他们曾分别出现在我国台湾、福建、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历史记载，曾经出现在诸多史料中。有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比百越族更为古老的民族，并往往有巢居或干栏建筑的传统。南朝《述异记》中提及小黑人住所：“黑色赤目，发黄披之，于深山树中作巢”，《淡水厅志卷十一》记载的台湾“鸡距番”可能也是小黑人，他们“性善缘木，树上往来跳踯，捷同猴狖，食息皆在树间，非种植不下平地”[9]。至今在马来半岛的泰马边境密林深处，菲律宾吕宋、内格罗斯、巴拉望和棉兰老岛的偏僻山区，以及印度安达曼群岛和喀拉拉邦卡尔达蒙山区还有尼格利陀小黑人后裔，他们仍然沿袭着巢居或干栏建筑传统。若关于尼格利陀小黑人的记载属实，那么他们可能对勾连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之间的巢居或原始干栏建筑文化起着重要的早期作用。

福建百越族较早就联系了闽台两地的干栏建筑文化。春秋时期越国势力范围涵盖福建，并对我国台湾有直接统治或移民。三国东吴丹阳太守沈莹《临海水土志》云：“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临海》提到“夷州(台湾)四面是溪，顶有越王钓石在焉”。连横《台湾通史》载：“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居住在闽北、浙南的越人，利用高超的水行技术入台，自北向南，沿着崇阳溪、南浦溪、建溪、富屯溪漂流，从闽江东流入海，辗转进入台湾，成为台湾高山族等原住民祖先之一。福建百越人的跨海统治或移民，使闽台两地之间产生干栏建筑文化交流，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一方面，福建百越人热衷干栏建筑有史为据，《临海水土志》载：闽越人“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直到在汉人到来之前，当地原住民仍然普遍沿袭着巢居或干栏建筑状态，这显然可以推定：当福建百越族人携带干栏建筑文化到达台湾时，要么是遭遇了当地就早已存在的巢居或干栏建筑文化，要么就是植入了新的巢居或干栏建筑文化。淡水河口十三行文化考古显示，距今四百年至两千年(相当于汉代至明末清初)的台湾文化存在着干栏式高床构造住屋。清代杜臻《澎湖台湾纪略》载：“或盛言风畛辽阔，僚人错居，多奇怪，有三指人，爪锐如鸟，跳踯山林如猿玃。居于树颠，树绝大，其颠平可置屋，其人亦能耕获，得谷辙徙置树上”。清代台湾诸罗、风山等地高山族“巢居穴处，血饮毛茹”，阿里山曹人公廨和仓房多架于椿上，似楼居。也就是说，擅长干栏建筑的福建百越人，在移民台湾并成为当地原住民祖先之一之后，其后代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干栏建筑传统。

携带干栏建筑文化的福建百越人，还曾跨海到达同样拥有干栏文化传统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岛语族地区。据林惠祥观点，南洋诸岛的马来人祖先之一为我国大陆南迁的百越族，其中存在一条东线迁移路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几何陶纹等。刘芝田认为菲律宾吕宋岛高山省的伊戈律先祖中有一部分是福建百越成分，他们大约在秦、汉时代开始直接从中国大陆或经由台湾岛移居菲律宾[10]。当熟悉干栏文化的福建百越人到达或融入南洋原住民种族社会后，是否对当地早已存在的巢居或干栏文化产生影响，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然而目前还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南洋诸岛原住民的传统干栏建筑在福建百越人到来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仍然进行着缓慢的进化。林惠祥1958年《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书写道：“南洋今尚有筑屋于树上以居者，远观如鸟巢，如菲律宾滨水、山地等处即有之。较树上之屋进步者为高椿之屋，屋下立长木为椿，使屋距地甚远，上以住人，下以居畜。”“中国越族之巢居想亦会进至此式，非永远住于树上也。今之南洋到处皆是此种有椿之屋，亦即等于中国之‘干栏’也”。如今在东南亚一些山区、水边、平地等原住民建筑中仍广泛存在干栏建筑传统。

4 福建疍民的海洋活动与干栏建筑文化联系

福建百越族在汉族移民的冲击之下，发生了复杂的种族融合与变化，而未完全融入汉族者，不妨称之为百越后裔，这其中有如疍民、畲民、山越等。这些福建百越后裔，在日益失去对福建领地的主导权之后，往往只能迁往偏僻山区或游离于海滨。这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疍民，他们是百越后裔与汉人之间融合而成的一个生活在水边的特殊群体，常以船为宅或建设水边干栏房屋。疍民为了谋生而时常游离在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对于两地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在唐朝文学家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理使薛公神道碑”中，描述了福建疍民及其水上干栏建筑的情况：“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这里的浮筏指的就是船屋或水上干栏屋。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中说：“蛋(疍)人濒海而居，以舟为宅。或缝篷水浒，谓之水栏。”疍民的船屋未出海作业时，常用木杆立于船两侧，并将船固定以作停泊之居所，也有一些疍民在江畔、港湾滩涂兴建滨海干栏民居，先在地面打上木桩，然后或是将原先的连家船架于其上作为房屋，或是在木桩上铺设木板建设房屋，其内部空间非常狭小，这种房屋在闽江中下游或福州沿海一带有时又被称为“四脚楼”或“提脚房”(见图2)。

疍民在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之间的移民往来，跨海联系了两地之间的水上干栏建筑文化。唐宋至明清期间，福建有不少疍民迁徙至台湾。新编《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礼俗篇”记述，入台的闽粤两省疍民本来就善于行舟航海，因而此时沿海疍民入台湾者当不在少数。迁徙到台湾的疍民主要在鹿耳门和安平镇一带聚集，他们有的直接居住在漂浮的船上，不出海时，将船用绳索系在岸边或用竹竿立于水下加以固定，形成干栏式的浮船特点，有的则直接在滩涂边建有简陋的干栏屋。福建疍民的活动还远及东南亚国家，甚至有的还在他国的海滨建起水边干栏聚落。如马来西亚吉胆岛第二大村五条港(见图3)，在我国清代时期就陆续建起了干栏式的水边房屋，并发展成了一个水边聚落[11]。这个水边干栏聚落的建设者多来自厦门翔安南部刘五店和澳头的疍民或渔民，他们远行捕蟹时流落该地，考虑到吉胆岛地处马来西亚沿海，是个涨潮时就会被海水淹没的湿地，为了适应环境，他们用岛上的红树木搭起哑答屋或称高脚屋，并将自己的妻儿接至此地，繁衍生息。根据林鸿东先生等的考证，移民吉胆岛五条港的福建疍民或渔民在其家乡福建厦门翔安，特别是刘五店至丙洲一带，就曾经分布不少世世代代长居水上的疍民，时至今日还遗存有类似水栏的高架屋结构(见图4)。当然，在东南亚地区还有不少的水上干栏聚落，如马来西亚仙本水上干栏聚落、山打根森森水上干栏聚落、新加坡码头疍民或渔民的干栏屋、柬埔寨洞里萨湖水上干栏聚落等，而共同推动这些水上干栏聚落形成的除了有福建疍民以外，还有我国广东等地的疍民、汉人以及东南亚当地住民。

5 福建汉人的海外移民与干栏建筑文化交融

在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的干栏建筑文化交流中，汉人所起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轻视。事实上，在北方汉人南下移民至福建，甚至漂洋过海到达南岛语族地区的过程中，除了带去了中原传统特点的建筑文化以外，很多还学习继承，甚至融合创新了当地的干栏建筑文化。在福建中部地区，就遗存不少由汉人所建设的兼具有干栏特点和中原传统建筑特点的实物[12]，如德化三班镇泗滨村88号民居(见图5)，被称为干栏式官式大厝，在合院式主厝的一侧建设有干栏式护厝。汉人在福建甚至将干栏文化与土楼民居进行了结合。当不少汉人从福建继续向南迁移，并到达南岛语族地区之后，同样有迹象表明，其与当地的干栏建筑文化也发生了遭遇，并以复杂的方式吸纳或加以创新。

1)不少福建汉人在移居东南亚后，学习并发展了水边干栏屋做法。比如，清代福建籍汉人在马来西亚槟城主持建设的“姓氏桥”水边干栏建筑聚落[13](见图6)。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人辜礼欢，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远赴马来西亚谋生，后来成为那里的华人领袖或称甲必丹，1790年他带领整船汉人(可能也有部分疍民)来到槟城码头定居，很快在沿岸建起了根据汉人宗族姓氏分区的水边干栏式高脚屋社区，当地称为“姓氏桥”。在“姓氏桥”干栏社区的规划布局中，根据汉族姓氏进行了分区，其中有姓周桥、姓李桥、姓杨桥、姓王桥、姓林桥、姓陈桥和杂姓桥等片区。除了建设一幢幢的干栏屋以外，还使用高脚架于海中的“桥”作为巷道，将各个干栏屋进行社区联系，隐喻汉族同胞之团结。“姓氏桥”水边干栏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疍民的水边干栏聚落做法，并增添了对汉族宗族礼制观念的追求。

2)福建汉人到达南洋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传统干栏建筑的汉化特征转变。有的汉人模仿东南亚当地的土人木屋(见图7)，比如在槟城一带，汉人木屋与当地土人木屋就曾被不加区分地称为“亚答屋”[14]，“亚答屋”建于木椿上，是离地六尺(六英尺)的干栏式高脚屋。有的汉人开始传授福建本地的建筑做法，张时雍曾描述了汉人初抵菲律宾时的情况,提到当地“荆棘未辟,农艺未兴,度其穴居野处,追飞逐走的原始生活,汉人乃输入农具,教以耕种,教以建屋”。在马来西亚等地，出现了福建汉人将闽南大厝建筑形式与干栏建筑相融合现象，比如福建漳州邱氏族人所建槟城龙山堂(见图8)，借鉴了马来西亚传统的干栏式孟加楼形式，并带有明显的闽南原乡官式大厝特征元素[15]。当然，东南亚地区的当地人所建房屋中，也出现了在当地干栏建筑传统形式基础上，吸纳了汉人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斗拱、抬梁木结构、砖雕瓦作等技艺元素。

3)福建汉人对于南岛语族地区干栏建筑文化的近代转型和传播变异，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南岛语族地区由于受到中西文明和地方文化的多元影响，那里的文化交融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在这一背景下，福建汉人对当地干栏建筑文化的影响，与来自其他种族或文明的影响已经越来越难以分清。比如，在东南亚等地，近代出现的一种带有干栏建筑遗风，并融合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殖民地外廊样式建筑[16]，在这类建筑中，底层架空柱子的做法与建筑外部设置外廊的做法，常常相互转换，并且在建筑风格上也经常随机地混淆使用马来本土、汉族、西洋等建筑风格。福建汉人对于这种建筑类型的传播和再创造，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福建汉人将它带回了福建侨乡，并使之与福建侨乡的汉人建筑再次发生了复杂的融合与变异(见图9)。再比如，不少学者认为，东南亚等地出现并影响了我国南方的骑楼街屋，也可能是带有干栏建筑文化元素的变体，而民国时期的福建籍汉人同样也将骑楼建筑街屋形式传回了福建家乡，不仅影响了福建沿海广大地区，甚至还与福建本土已然沿袭的传统干栏建筑文脉，发生了又一次的文化连接。比如，福建德化赤水街的木构骑楼街屋，就是一种受到东南亚骑楼街屋文化影响，但却同时融合德化本地传统干栏建筑文化的奇特形式。

6 结语

对福建地区的观察表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大陆与南岛语族地区之间存在着干栏建筑文化交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就福建地区来说，尽管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但其本土的干栏建筑文脉仍然得以延续，并且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与南岛语族地区的诸多交流。百越族及其先民、疍民、汉人等的跨海行为，是福建与南岛语族地区发生干栏建筑文化联系的重要途径。早在远古时期，福建百越族及其先民就勾连起了两地的巢居或原始干栏建筑文化；其后的福建疍民的海洋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联系了两地的水边干栏建筑文化，即使在近世的汉人跨海移民浪潮中，对于两地干栏建筑文化的复杂交流与传承变异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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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文学 网址: http://fjw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09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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