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 年9 月27 日下午，第四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医学与文学论坛在京召开。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副主委及医学与文学学组主委、《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副总编赵美娟教授在会上作报告，她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医学、文学、生命之间的关联。
诗性，是人生命中的一个朝向灵魂层面的世界，在那里，潜藏着人的诗性哲学的种子。冯友兰先生把哲学方法归纳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1，正的方法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它直接解析对象，给对象准确、清晰的描述。而负的方法用冯友兰的说法是“烘云托月”，来对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对象事物以描述，即：“有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是具体的事物。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是抽象的理。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是道或大全。一诗，若只能以可感觉者表示可感觉者，则其诗是止于技的诗。一诗，若能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则其诗是进于道的诗。”冯友兰认为，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用的都是负的方法1。“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手处，惜别潺湲一夜声”，冯友兰以温庭筠这首诗举例，无论诗作者还是读者，虽然都知诗言“不合逻辑”，但是，这恰恰符合情感的逻辑，于想象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近年被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称号的当代中国诗人舒也那首《我的胡须因思念而疯长》，单看诗的题目就已感到作品承载的作者那情感飓风般的生命力量。在情感逻辑层面，“胡须因思念而疯长”获得了主体间的共鸣。情感逻辑不同于理性逻辑的地方，用享有“美国实用主义之父”称号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信仰理论理解，其出于“信仰的意志”，明知“胡须因思念而疯长”不存在，但主观相信它存在，这就是信仰而又明知为信仰只是信仰的情感逻辑。不仅如此，冯友兰的“进于道的诗”，不止于使人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还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者，此时，“进于道的诗亦可以说是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冯友兰语）。这一诗性智慧就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超以象外之意味。
在中国哲学史中太多类似例子，《庄子》可以说以诗擅长譬喻的形象思维又不乏抽象思辨的诗性哲学的特点显而易见，鲁迅曾用“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评价之。诗词与吟诵，使人沉浸于画中有音、音中有象、象中有意的浑然一体忘我之境，生命之泉得以尽情宣泄。只五千言的《老子》书堪称一部诗性哲理散文。诗性文化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始终以底色背景衬托出来。虽然中国文学史对中古文学分期各说不一，如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期，其间中国文化流变依次为：独立孕育期、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期、自东汉及明代的印度文化影响。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认为：“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2。他“三古七段”说，以中国“文学的自觉”的三个标志在该时段存有、成熟与否，将中古文学时间节点定在“魏晋至明朝中叶”2。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将中古界定为“约公 元3、4 世 纪 至 公 元13 世纪”3。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其《中国文学讲义》（以下称《讲义》）中指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宋书·本纪》。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4《讲义》目录所列诸如《尚书》《尚书·尧典》《尚书·甘誓》《诗经》《毛传》《小雅·小旻篇》《大雅·假乐篇》《周颂·武篇》《春秋》《三礼》等。仅此可见，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之一，便是文字表达自带诗意与智性的灵动文风，无文史哲学科阻塞，中国不愧为诗性国度。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遍地，艺术文学蔓延至平民家庭与社会生活艺术文学实乃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向，以烘云托月般的文学把握现实寄托来世，而无需西方宗教那样以终极来世指引现实行为。可见，生命诗性，于中国人紧靠大地的情感文化特征，因此，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未出离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钱穆语）5。
可以说，中国古典诗学在孕育诗性哲理与诗性哲人方面，散发出的中和之音，其不朽价值可谓世界一道璀璨靓丽的风景线；如素有“三疯子”之说的刘师培、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绝世之才”的学问可谓好到发“疯”，用今人语便是超一流的。立足传统诗学人文立场，中国古典时代生命精神，在东西文明贯通的文章家、翻译家徐梵澄看来，先秦诗文的精神遗产不能得到彰显是今人的过失。中国诗文的辞章问题，不仅仅是文章学的知识技术问题，思想文风与辞章同步，文如其人，“是一种意义实践活动”6。
同样，在西方，如殿堂级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其《逻辑哲学论》简约的诗化表达，极尽节制的文字锤炼，最逻辑的心智与最富激情的性情集于一身，或语录警句，或数理命题，执白守黑，意味无穷。每读之，常念及“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符，需要最艰苦的练习”，这句泰戈尔再贴切不过的表达。语言传递出生命诗性的魅力，在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尼采那里更别具一格，其哲学像诗？还是其诗像哲学？理智与激情相反相成到“疯”（极致），正、负思维如此势均力敌集于一身，以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心智，叩问人之德性的奥秘，苦苦探究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尼采语言的燃烧感，反思的彻底性，令人感到生命能量在剧烈消耗。文采与思想的魅力，一扫枯燥如嚼蜡的晦涩感，生命的活力跃然纸上，创造力简直就是想象力，人之高贵的灵气全然释放。人类想象的创造力本就先于理性，人类因无知而生好奇、激发想象，真可谓想象力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诗性智慧，在维柯，就是想象性创造力，人类祖先凭想象来创造，他们没有推理能力，浑身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因无知而生的好奇与想象就是原始人生而具有的诗性，他那句“在世界的儿童期，人们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的名言被广泛引用7。自称现代人的我们，比起祖先的无知，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大面积匮乏，生命本具的诗性到哪里去了？
讨论到这里，不禁要问，文学性、诗性意味着什么？聚焦文学诗性对当代意义何在？古人和今人、古典和现代不同之处何在？结合今天主题“生命至上：在医学与文学之间”，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变成生命哲学急待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现代性之隐忧》中考察：什么对于人类生活和意义是最为重要的。他写道：“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人们仍然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8，他将现代性的隐忧概括为三点：关于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涉及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关于自由的丧失8。泰勒认为，意义的丧失来源于个人主义。古老的过去人们把自己看成是宇宙秩序中的人，在这一“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天地人和谐一体。宇宙自然本具秩序的力量，它既是对人的限制力量，又是赋予人之可能性的开放力量。人类最原始的好奇便是缘于对神秘宇宙秩序力量的无知，人类祖先除了内心思索通过感受获得的各种证据，别无他法，这便是不同于现代理性抽象玄学的诗性玄学，构成人类最初神圣智慧的内容，敬畏天地自然的生命诗性。泰勒洞察到，现代人，借助于对这些秩序的怀疑，现代自由得以产生，世界因怀疑而“去幻”，事物失去了自己本有的一些幻象。导致忧虑的是，个人的视野缩小到自己，结果是，生命的英雄维度在当代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不再为某种东西不惜生命代价，只有“可怜的舒适”。泰勒认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隘，使我们的生活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代之以变态的自我专注。泰勒关于工具理性主义，指的是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事物的本有秩序失去了它们本有的地位意义。人与环境曾有的共鸣性丧失。泰勒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8。
查尔斯泰勒对现代性导致的人的平庸化狭隘化的分析，特别是生命英雄维度的失落，与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 在《 新 科学》（Scienza Nuova）中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经过了三个大的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显然互相佐证，虽然《现代性之隐忧》初版于1991 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848 年，《新科学》初版于1725 年，但是，思想家们对“问题”的诊断十分一致。那就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倡导的工具理性主义，成为压倒性价值全面作用于社会各领域，造成人与自然秩序的断裂，人完整性的分裂，人本有的超越性、英雄维度、崇高境界流失，一句话，人的可能性维度在生命的最深层渐渐收缩。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在《人文科学导论》中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作了概括，提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事物，以理性思维的力量方式描述对象，通过假说概括出普遍规律，满足人们的功利性需要。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是历史的社会的现实，它的任务不是社会外部事物，而是事物的内在价值和人的内心世界。自然科学关注事实，人文科学关注价值，价值判断体现为个别性、不确定性、可能性，与专注普遍规律的理性抽象不同。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在理想的社会中它们将获得统一9。马克思预言性的结论，无疑为我们“重温生命诗性”提供了启发，人作为目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唯有两面俱在才能成为一枚硬币，人的完整性与世界的完整性事实，提示人应该保持一种总体框架性去理解把握具体事物，时刻与这个世界保持在关联之网的格局中，即人不仅为自然立法，也为自身立法。人这种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本质特性就是智性。关于人的思维方式问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它大致分为：感性、知性、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感性思维方式通常看到世界的热闹、表象、片面。理性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更本质，联通感性与理性的知性思维方式，后来的康德、黑格尔都在强调感性知性理性。中国徐梵澄、王元化对知性思维方式极为强调，缺乏知性思维，人限于耳目之知，或限于冥思玄想，导致从文字表达到创新性思维方式的生命参与！作为今人的现代人，实乃值得关注反省，重温生命诗性，从人的内在信仰层面进一步理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内涵的深意。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版 第五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31-23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1-12+172.
3.季羡林.东方文学史（下）[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144.
4.刘师培.中国文学讲义[M].扬州:广陵书社,2016:12.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9-260.
6.耿占春.诗的修辞与意义实践[J].诗刊,2018(22):62-68.
7.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88.
8.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8+12.
9.朱毅.休谟问题: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源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14(5).
文章来源：福建文学 网址: http://fjwx.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49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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